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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舒生

网络评论区，每当出现贪腐新闻，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的论调总会占据半壁江山。

老话也讲：“钱是万恶之源”；

我们似乎早已习惯将世间乱象归咎于金钱，仿佛那些卑劣、贪婪与血腥，都源于这张印着头像的纸片。

但当特斯拉股东大会上，手握千亿财富的马斯克被问及“何为世间最危险的力量”时，他的回答却颠覆了所有人的惯性认知：

“金钱只是工具，就像一把扳手，它能拧紧螺丝也能砸破玻璃，但决定它用途的从来不是扳手本身。真正的恶，来自那些能随意挥舞扳手却无人敢制止的手，也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。比起金钱，失控的权力要可恶一万倍。”

“金钱是万恶之源”的论调，最早可追溯到《圣经·提摩太前书》，但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“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源”。它被刻意省略了“贪爱”二字。金钱本身没有善恶属性，它可以是救死扶伤的医疗费，是支撑教育的助学金，也可以是发动战争的枪炮钱，而决定其属性的，始终是掌控它的权力。

古埃及新王国时期，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拥有全国最庞大的财富，但让底比斯城民不聊生的，并非他的金库，而是他不受制约的征兵权与征税权。

为修建帝王谷陵墓，他强行征召全国三分之一的青壮劳力，仅半年就有两千人死于劳累与瘟疫；为维持军队扩张，他将赋税提高三倍，农户交不出粮食就被没收土地，无数家庭流离失所。

当饥民在神庙前请愿时，法老的卫兵用长矛驱散人群，留下的血渍里，没有一枚金币的影子，只有权力的寒光。

18世纪的法国，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因奢侈闻名，但引发大革命的，并非她的钻石项链，而是贵族阶层垄断的特权。

当时法国的教士与贵族占总人口2%，却拥有全国90%的土地，且无需缴纳任何赋税，所有税负都转嫁到占人口98%的第三等级身上。当巴黎市民在面包店前饿死时，贵族们仍在凡尔赛宫举办盛宴，这种不公的根源，是贵族手中“法外豁免”的权力，而非他们拥有的财富。

正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精辟指出的：“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，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。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。”

其实，金钱不过是权力的附属品，当权力失去约束，它可以轻易将金钱变为作恶的工具，甚至无需金钱便能制造更大的灾难。

反观历史上的“财富向善”案例，其背后往往是权力的有效约束。19世纪的美国，卡内基凭借钢铁产业积累巨额财富，但他并未成为独裁者，反而捐建了3000多座图书馆。

核心原因在于，当时美国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反垄断法与权力制衡体系，政府有权拆分垄断企业，法院能裁定财富分配的合法性，媒体可自由曝光权钱交易。

在权力的约束下，财富只能流向社会认可的领域，这恰恰证明：当权力被关进笼子，金钱只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。

就连马斯克自身的经历，也成了权力与金钱关系的最佳注脚。2024年，特拉华衡平法院以“程序不公、权力滥用”为由，撤销了马斯克2018年那份价值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，理由是该方案制定过程受马斯克“实质控制”，董事会未能履行独立监督职责。

这一判决清晰地表明：即使是创造巨大价值的企业家，其权力也必须受规则约束。2025年新的薪酬方案虽获通过，但附加了严格的绩效指标与信息披露要求。这并非对财富的打压，而是对权力的规范。

马斯克自己也承认：“如果我能随意决定薪酬，今天的特斯拉可能早已沦为我的私人玩具，而不是推动新能源革命的企业。”

如果说权力失控是恶的种子，那么特权就是这颗种子结出的毒果。特权的本质，正是权力彻底摆脱约束后的“法外自由”，它将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工具，把社会公平踩在脚下，最终形成系统性的不公。

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特权灾难，莫过于明朝的宦官专权。明熹宗时期，魏忠贤凭借皇帝的宠信，获得了“提督东厂”“掌管锦衣卫”的权力，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特务网络。

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：大臣稍有异议，就被安上“东林党”的罪名投入诏狱，酷刑折磨致死；地方官员想晋升，必须向他行贿，“九千岁”的生祠遍布全国，百姓路过必须跪拜。当时的官场形成了“未做官，先拜魏”的怪状，权力的私有化达到极致。

更可怕的是，魏忠贤的权力还延伸到经济领域，他任命亲信掌管盐铁专卖，肆意抬高盐价，从中牟取暴利，导致民间“十户九空，民有菜色”。

崇祯帝继位后清算魏党，从其家中抄出的白银达数千万两，但这些财富并非来自商业经营，而是特权掠夺的结果。正如《官场和市场的陷阱》中所指出的：“权力的私有制实际上妨碍了官场应有的社会功能，由于权力缺乏有效制约，掌权者的任性原恶会变本加厉地膨胀。”

在西方，特权的危害同样触目惊心。17世纪的英国，国王查理一世凭借“君权神授”的理论，强行征收“船税”“盾牌钱”等苛捐杂税，议会反对就解散议会，实行无议会统治长达11年。他还授予亲信“专卖权”，让他们垄断肥皂、皮革等日用品的生产销售，普通商人敢私自经营就被没收财产。

这种不受约束的特权最终引发内战，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。

事后，英国议会通过《权利法案》，明确规定“国王不得擅自征税，不得干预司法”，从法律上终结了君主特权。这一历史转折证明，特权的消亡从来不是靠掌权者的“道德自觉”，而是靠斗争得来的。

如果说权力的腐蚀性是理论层面的共识，那么历史上无数血淋淋的案例，则为“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万恶之源”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。

从中国古代的暴君暴政，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；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独裁，到现代社会的独裁政权，每一次权力的失控，都伴随着文明的浩劫。

因此，为权力编织制度的牢笼，是文明社会永不停歇的课题。